《滚拉拉的枪》

我曾经在《400下》里面灰白分割的海滩上领略过一个孩子不符合年龄的失落。如今依旧在《滚啦啦的枪》里，一个海报这么描述电影里这个孩子的形象——身处一个巨大的废墟和垃圾的场合，滚拉拉眼神依旧是稚气未脱的茫然，仿佛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倘若说前者已经在我心里雕塑了一个属于那个年龄却跨越了那个年代的“世纪形象”的话，那么，滚拉拉的形象却只是我们当下这个时间范围里乡土少年经验的一个镜面。而最终镜头都将重点放在了对于片中孩童们眼睛的端详和臆想，试图发掘每一个已经沦陷的空间里他们的生存感觉。 但是滚拉拉和《400击》里的安托万是不同的，或者说，他们代表的社会经验是分离的。安托万是被现代社会异化控制下的叛逃者，那个年代，从安托万的海滩到巴黎的街头政治，法国青年用比罗拉更疯狂的奔跑和燃烧瓶逃避着扔向他们的瓦斯。而滚拉拉却不是一个单单的和社会产生嫌隙的一个产物，否则我就无法解释为何他还拥有在族群里成为“男人”的梦想。滚拉拉，或者滚拉拉们的困窘却是，我们能够达到目的，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谁。这似乎是一种比安托万们更深刻的危机——我们对身份产生了疑义，我们对自己来自何方不再富于信心。本体上的困窘引向了价值的相对和观念的模糊，我看到，滚拉拉们必须用一场类似奥德赛归家似的漫游才能实现所谓的回归。 身份的危机伊始于父亲的不见，电影里，男孩子们会在仪式上得到一杆父亲赠送的猎枪,从此成为值得信任的男子汉。父亲的形象是男性权力的一个物流中心，起到权力流动（枪在电影里的象征意味）和身份转移的作用。每一个权力的转接线索上都有着明显的亲缘标记，倘若一种亲缘系列的暧昧不明，将直接导致权力交接的所指不清，或者说权力的合法性产生危机。 滚拉拉希望用自己的勤奋来换取一支枪，但却被告知族群里将树木视为生命图腾而不能妄加砍伐。滚拉拉决定自己寻找背后有刺纹标记的父亲，他在沿途遇过猎人，苗家阿叔阿妈，给死去的魂灵唱引路歌的水手。他给饥一顿饱一顿的猎人自己的口粮，他帮人家救火，他学习唱歌。银幕上，我在观看少年一步步的成长。最后，滚拉拉的奶奶用自己心爱的手镯换来了滚拉拉的枪和滚拉拉的回归。滚拉拉在唱歌的时候忽然说道：“我想我奶奶了。”如同《阿甘正传》里面跑步穿越美国的阿甘忽然停下来，说到：“我累了。”到了旅途的终点了，我们自己必须做出选择。滚拉拉最后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是被别人遗弃一直被“奶奶”领养），在他和奶奶相逢的那一个镜头，高耸起的山坡上，滚拉拉安慰着并不是自己亲人的奶奶，我们知道，那一刻少年成为了男人。 身份的疑云依旧没有消散过，权力的考究也许依旧是严格的，但是并不妨碍滚拉拉成为一个自己的男人，他向天空放枪的那个全部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导演特意滤去了所有周围人物。是的，我们在一个一个的他人的夹缝里生存呼吸，在黑暗里摸索着照清楚自己的明灯，但是最终的我们自己的黑暗和孤单只能自己承担，而那个父亲，那个枪声终究不过是自己的想象投射。 滚拉拉之外影片最出彩的地方是除他之外还有个跳龙门的贾古旺。但是俨然导演是将两个人放在不同视野里的。贾古旺和滚拉拉是好朋友，但是他向往现代城市生活而外出务工。在滚拉拉送别他的车站里，他戴上了城里人才戴的那种帽子，并脱下苗服叮嘱滚拉拉带回给家里人。服饰的小心转变成为了身份跳跃的一个清晰证明。在城里混得并不怎么如意的贾古旺回家了，还是滚拉拉和他见第一面。帽子出现了第二遍，但是却已经是一个城市里的帽子了，上面标有贾古旺的工作单位名称。而这个帽子也有个故事：贾古旺一次骑车出去送外卖，风把帽子给吹到了路边，贾古旺第一反应就是从车上翻下来去捡帽子结果摔伤了脑袋。贾古旺把苗人的长发剪了而换成了城里人的平头，为了不让自己尴尬在回家的时候依旧带着单位里的帽子。第二天，贾古旺的父亲急匆匆来找滚拉拉，贾古旺因为脑袋的伤死了。 在贾古旺的葬礼上，滚拉拉忽然想起了水手教给他的引路歌，他唱给贾古旺的魂灵听。“引路”是将苗人的魂灵引导到祖先那里而不至于迷路，其实路是那么重要的吗？只有在一个人向醉汉一样忘记了自己，才是最容易迷路的。因此，引路与其说是引导路的走向，不如说是唤醒人对于自己的身份的那份记忆。 正如前面那个猎人说道的，自己拥有父亲给的最好的枪和最好的枪法，但是现在打猎却是违法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快到旧的时间尚未湮灭成灰，新的时间就成为了自己生活的框架。所以贾古旺在时间的觥筹交错之间，旧的身份尚未摆脱，新的身份就将他杀死。如同一个诗人所说：“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电影在贵州原地拍摄，当地景致和人物内心的美好有着自《边城》以来的苗地风情。片子节奏缓慢，导演想善意提醒我们的，依旧是在我们的看不见身后，其实是值得停下来留恋一番的，所以，让每一个看到这个电影的观众，在影院无际的黑暗里，感觉到时间缓慢流逝的甜美。